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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涛:纵情傲物三十年

类别:名家诗谈   作者:雨枫   时间:2016-10-10 10:33:56  阅读: 60次     文字大小:

周涛:纵情傲物三十年
 

周涛,1946出生,当代著名诗人,散文家。祖籍山西,1955年迁居新疆。原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、一级作家,新疆文联名誉主席、作协名誉主席。代表作有诗集《神山》《野马群》《周涛十年编》《一个人和新疆:周涛口述自传》,散文集《稀世之鸟》《游牧长城》《兀立荒原》等。
 
他曾经是乒乓球手,13岁进入省队,成为专业运动员,曾和河南队小邓(邓亚萍的父亲)一起练球。
 
有过运动员经历的作家大概在中国文坛也屈指可数,新疆的周涛算一个。
 
他弃诗歌从散文,是因为有把握“解放散文”。
 
周涛的“狂”在文坛有名。因为拒绝平庸,崇尚突兀高峻、雄奇险绝,就是他的性格。将军诗人朱增泉喜欢周涛的东西,因为读着读着就会有火星迸出来,眼前一亮,总觉得他才气过人。朱增泉高度评价周涛最大的贡献,是用诗的语言展现给内地的汉族同胞,成为连结内地与边疆的文化纽带。“周涛已成为新疆的一个文化品牌,他为新疆这片土地争得了文化荣誉,新疆各族同胞欢迎他、喜欢他,走到哪里都像‘王爷’一样款待他。这使我想起了张骞和班超,周涛之风直追先贤。”
 
自幼出入军营的周涛,心里有强烈的英雄情结。他想当骑兵,军刀杀敌,美人揽怀。高中毕业时,他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愿望。父亲说,你先参加高考,考不上再说。
 
“我怎么会考不上呢,一考就考上了,所以进了大学校园,而不是军营。”周涛从来不缺乏自信。
 
1979年,乌鲁木齐军区成立创作室,机缘巧合,正参加文学讲习班的周涛被推荐到创作室,从此穿上军装,圆了自己的军旅梦。

我不是读书人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是从写诗起步的,那时是自然投稿吗?能谈谈您早期的诗歌创作吗?受谁的影响多一些?
 
周涛: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写诗,自然投稿,自然退稿,投得多,发得少。实际上写得也很不好,摆脱不了当时的恶劣之风。一直到了1978年,毛主席去世,“四人帮”粉碎,才写了稍微像样一点儿的《天山南北》。放在今天看,仍然不怎么样。当时曹禺和徐迟来新疆,在乌鲁木齐一个千人大会上讲话,忽然讲起了这首诗,还朗诵了几节,表扬了一通,说新疆有人才,这就一下子传遍了天山南北。那时候他们说话还很有权威性。
 
写诗的原因主要是受环境的影响。在新疆,诗歌的氛围很浓。记得有一个同学对我说,“诗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”,我当时就想,既然是明珠,就要摘下来才是。
早年写诗受艾青、郭小川、闻一多的影响。郭小川引导我走上了诗歌之路。然后是外国文学。早年受惠特曼、聂鲁达的影响多一些。我高中时即使不看书,也可以把《静静的顿河》从头讲到尾。我的文化修养一是来自图书馆,我父亲是党校图书馆馆长,在那里借书很方便。每年寒暑假,我都会去借一摞书,看完后还回去,再借一摞。还有就是看电影,看内部片。全世界的都有,每晚两部,我不上晚自习,就去看电影,这一点上,我也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多接受很多东西。
 
但从骨子里说,我不是个读书人,我不喜欢去图书馆、书店,没有读书人对书的那种感情,对书,我可以弃若敝屣。读书人走到哪里找书,我是别人送书看。所以周政保有次到我家后就说,你搞专业创作,家里却没有几本书。我读书主要凭兴趣,喜欢的手不释卷,不喜欢的翻两三页就不看了。真正能特别吸引我的很少。但好书我是一旦看进去,就会不看完不罢休,不吃饭不睡觉都可以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判断“好书”的标准是什么?
 
周涛:也许是在一定时间内不合拍,审美趣味或人生观、世界观和作者不太一致,也不能否定人家是好书。在读书这方面,我更着重自己的口味。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书,一是雨果的《九三年》。和余秋雨说起过这个话题,我们都喜欢《九三年》。还有一次和莫言说起来,我们都喜欢老舍的《正红旗下》,那应该是小说的经典,可惜没有写完。
 
  中国诗歌的气度已经丧失
 
  中华读书报:如果说早期的诗歌政治抒情诗色彩较浓,到了80年代,《野马群》《神山》的完成,已经显示出您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。
 
周涛:《神山》也不是很理想,没达到我当时最高的水平。这些诗是写日记时顺手写的,在艺术上有很多瑕疵,比不上之后我从老山前线回来后写的长诗。但是因为题材新,领域新,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。《神山》写完后,我就对责任编辑叶鹏说,这本诗集得全国奖没问题。后来果然得了解放军文艺奖和全国新诗(诗集)奖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认为诗歌创作最重要的是什么?
 
周涛:我个人的体会,诗歌来源于作者自身对生活的体验,而不应该是作者对新的诗歌方式的体验。现在很多诗不太属于个人的生活,原创性不够,模仿很明显。诗应该像植物,在哪里落地,遇到合适的气候和生长条件,自然成长起来,这样的生长方式不管什么品种,都是独特的。如果是嫁接的,就不能说带有原创性。

关于中国当代新诗,我既对一些年轻人评价很高,同时对诗坛的风气有一些看法。中国诗歌的传统丢得太多,汉语的语言美已经丧失,中国诗歌的气度也已经丧失,很多诗歌跟翻译诗一样,没有一点儿中国味儿——作为一种探索、一种现象是可以存在的,但不应该成为主流。我认为今天的新诗未必达到五四以后一些诗人的作品,比如郭沫若的《女神》,闻一多的《死水》《红烛》,还有戴望舒、徐志摩、臧克家的诗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说,四十多岁就不写诗歌了,为什么?
 
周涛:70年代诗歌风气很盛,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目标:我一定要走出新疆,要成为全国性的诗人,达到这个目的我就不写诗了。这个念头很早就有。

1986年,我和杨牧同时获全国新诗奖,我觉得目标达到了。1987年,《诗刊》约我写文章,我写了一篇《亲爱的诗坛离我越来越远了》。我把诗坛比作远航的船,我以前在这条船上当过水手,现在从船上下来了。确实是从四十岁以后,我比较快地脱离诗坛。不是写不下去——那时我写诗的状态很好。我最后在《诗刊》发的诗是《渔父》,在我的诗歌里也是很优秀的。

散文死了,我把它打活
 
  中华读书报:那为什么改写散文呢?
 
周涛:当时中国散文处于非常僵硬的时期,和六十年代的散文比没有任何变化,摆脱不了“杨朔体”。我认为散文不应该这样。所以我就想,小说创作队伍中有很多名家不容易超越,散文创作我有把握,一个人可以横扫天下。结果我做到了,最早给散文带来新鲜空气、新的形态,在我之后,余秋雨也给中国文坛带来了新鲜的东西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90年代初您提出了“解放散文”,是基于什么原因?是从哪些方面解放?
 
周涛:那个时候散文已经死了。散文的领域是非常宽阔的,应该把绳子解开了——谁绑的我不知道。《解放散文》是我在《中国作家》发表的两万多字的文章,发表后整个散文界沉默不语,好像打在死人身上的棍子。事实证明,我提出这个观点后,确实给中国散文带来了一二十年的繁荣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是否对自己的创作有明确的规划?
 
周涛:是天然的,一点勉强也没有。南京作家朱苏进说,我写诗转向散文,是河流的水过于汹涌冲出了河道,变成湖泊。如果按我的规划。我原来并不准备写散文,写长篇小说才是我的理想。但是没有基础和任何准备。虽然上中学时就读了大量小说,我没往那方面下功夫。但我掌握散文的走向,所有的问题我都看在眼里。最早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郭米克办了一期散文专号,他问能不能写一篇散文。我就写了《巩乃斯的马》,写了以后他就发了,这篇散文成了名篇。但是我认为这是很不成熟的作品,带有很多六七十年代散文的痕迹,不是我的代表作。我之后的散文比这个强,从来没有人再提。永远是《巩乃斯的马》,我不满意,这只是我的散文处女作,称之为代表作贬低了我。为什么要拿一篇我最幼稚的作品代表我,有些选家真是没有眼光,过去几十年了还在选。
 
   中华读书报:您另一诗歌代表作《山岳山岳丛林丛林》,有的评论文章认为它“具有文学史意义”。这首反思战争的长诗写完,您说过“中国新诗创作迄今还没有人达到这首诗的水平”。这种自信的底气来自哪里?
 
周涛:通过比较。拿别人的作品和自己的比,比较的过程中,就确立了自信。在现实生活中,别人打不倒你,你就自信了。他比你强,你就服了、谦虚了。这么多年,在诗和散文上,没有人打败我的自信。几十年过来了,我的很多作品今天再看,仍然一点儿都不减色。我开玩笑说,我的作品没啥长处,只有一个长处:永不过时。好多比我有名的作家,他们的作品今天能看吗?我的作品是三十年以前的,时间反而给它们镀了光,今年看更美了,这给我带来最大的自信。
我以马恩作偶像
 
  中华读书报:为什么会“不过时”?
 
周涛:人在写作时怀着各种目的,不管是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。有的希望赢得一种轰动效应,这种效应很容易被时间淘汰;还有的人潜意识里强烈地希望自己的作品长久地保存。
 
我也曾经希望轰动,但是做不到。你的选材,让你感兴趣的东西都是个人化的,社会性很差,不可能造成轰动,只能在一定的群落中取得共鸣。结果到了三十年以后,越来越多的人对你的作品产生共鸣——这也不是当时选择的,我只是按自己内心的想法去写,不去讨好读者。我就是我,我就是这两下子。我写了,好也罢不好也罢,我也管不了那么多。没想到,三十多年后,它们还活着,活得越来越好,这是值得欣慰的一点,也是带来充分自信的理由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认为“越来越好”的标准是什么?发行量还是口碑?
 
周涛:可以说,读者越来越多,散文不停地再版,需求量越来越大。但是诗集出不来,最近我一直想出版精选的诗集,没人出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如何评价多媒体时代对创作的影响?
 
周涛:我有一个感觉,那就是人的素质普遍在下降。科技水平在提高,大幅度提高,人的素质在下降,为什么呢?这个太正常了。科技毁灭人类。它既能造福,也能毁灭。因为科技的本事太大了,最后大到足以毁灭人。科学已经证明了,全世界的原子弹可以把地球毁灭五百次,而原子弹是科技的成就。这是不是个悖论?不要说五百次,一次就足够了,连沫儿都不剩。这就是科技带来的。所以人类社会两难,这就是上帝给人类规定的两难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认为科学与文化是什么关系?
 
周涛:科学在西方获得长足的进步,用来把东方文化打得屁滚尿流。然后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,学什么?西方的文化我们学了多少?我们还不是学了一些人家的科技么,说到底我们落后在科技上。人家的文化和我们的文化是两种文化,它可以相互学习互相影响,不可能互相征服,真正征服你的是科技。现在反过来了,我们中国把好多孔子学院办到人家那个地方去了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认为作家如何才能真正提升自己?
 
周涛:我们如果要提升一个文化品格,首先要提高每一个人的文化品格,而每一个人的文化品格从哪里来?我认为我们应该像海绵吸收液体一样,来吸收人类的智慧。我们要吸收高智慧,不要吸收低智慧。捧着两本破文学书当宝贝,那些人是低智慧。
 
我们要有第一流的胸怀,要有第一流的抱负,要做第一流的作家。新疆作家缺这个,起码是不够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为什么您会有这样的体会?
 
周涛:是从“马恩全集”来的。这个全集我父亲曾给我留了一套。还有一套是老同学父亲的。我继承了两个老人的马恩著作。本来是在书柜里摆样子,前两天翻开一看,第一篇就把我震住了。不要说认真读过全部马恩——不可能读完,浩瀚如海。就第一篇,看完以后五体投地。那才叫才华横溢。我从未见过像马克思、恩格斯这么伟大的人物,他们确实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,确实没有人可以相提并论。我甘愿以这两个人做偶像。
 
我赞赏一个作家要有拥抱生活的热情,不仅是一头闯到生活里面去,还要善于在生活中去发现你的文学。你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,你也不是专门到生活里受苦去了,你要在生活中发现你需要的东西——为文学所用的东西。这是一个作家天分里面的重要成分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说过理想是写小说,为什么迟迟未写?
 
周涛:我还没有写小说,莫言之后,尤其是他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《红高梁》后,小说没法写了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似乎也不屑与评论为伍?
 
周涛:所谓评论,目前只是场外看客的喧嚣,教练还没有出现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如何评价当下散文现状?
 
周涛:当下散文呈现出一种繁荣的状况,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散文方式和面目。但总体上,出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平,也还没有人超过当年“南余北周”的水平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作为军旅作家,您如何评价军旅文学?您说过新疆的大地上应该有《静静的顿河》式的作品?
 
周涛:我觉得90年代以后的军旅文学,是女作家更突出。比如项小米、马晓丽、刘静、裘山山等女作家,给我留下印象深刻,她们应该算是90年代以来军旅文学的主力军。
 
  中华读书报:您对网络文学怎么看?用于网络、微信等时间多吗,会不会觉得很浪费时间?
 
周涛:我不上网,用微信。微信很解闷,我本来也是个闲人。
 
 
来源:中华读书报
作者:舒晋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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